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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在线新闻网     2018-01-16 19:02:38     手机看新闻    我要投稿     飞信报料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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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我与上海】游子不忘母恩)

  李达三:原名贤铨,1921年出生于上海,原籍宁波市鄞县东钱湖镇沙家塾。1945年毕业于重庆复旦大学会计系。 1950年在香港从商,曾任两届港九无线电联会会长、香港电器商联会永远名誉会长,此后任香港宁波同乡会创会会长及永远名誉会长,又任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创会会长及永远名誉会长,另任香港宁波公学及香港宁波第二中学校董会主席。另获上海复旦大学颁授荣誉博士,捐建上海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李达三楼”,荣获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奖。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

  我出生在上海一个老派的家庭里。父亲李洪黻,又名瀛楚,早年拎着简单的行李到上海谋生,从烟纸店伙计做起,一直到自己开店做老板,最初在上海开设的是东华电料行,业务鼎盛。父亲是一个老式人,虽然希望子女受到好的教育,用的法子却是绝对古老。父亲为我们请来清朝时代的一位秀才,这位秀才用的是在私塾的基础上加以改良的教学法。直到有一天,被一个朋友发现了,说:哎呀,你怎么还用这样的老法子教子女呢!应该送去读“一班一班”的学堂。所谓“一班一班”的,指的是新式学堂。父亲倒也接纳善意,即刻送我们进入宁波同乡老前辈叶澄衷创办的“澄衷蒙学堂”,做了一个六年级插班生,从六年级读起。因为一开始跟不上所以六年级读了两年。小学毕业后,升入澄衷初中部顺利中学毕业。“澄衷蒙学堂”后来改名“澄衷中学”,是沪上首屈一指的名校。

  我在“澄中”读了 5 年,那 5 年对我人生影响很大,所受的教育和做人准则让我终生受用。澄衷的校训,澄衷的英语教育,乃至澄衷的体操老师,都让我难以忘怀。我在七八年以前还每天必做半个钟头的“八段锦”,就是当年体操老师王怀琪改编的。我记得为了体育,有一年王先生甚至自费去德国观摩奥运会。每天清晨的早操,先生必手持一板逡巡于队列之间,板子往你背后一靠,你就知道自己的胸骨挺得还不够直;待下次未等先生的板子过来,胸膛先已挺得笔直。王先生的板子表面看是为了体操,其实还寓意着“做人也要正直”。王先生寓体育于德育的例子还有很多,其中一个看似普通的游戏“叠罗汉”即“团队精神”的游戏当年闻名上海滩。这个游戏在几十年后,当我作为一个社团的负责人时,还被我拿来派上了用场。从上海澄衷中学毕业以后,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我千辛万苦进入撤到重庆的复旦大学会计系。 1945 年大学毕业时适逢抗战胜利,我返回上海协助父亲打理电器材料批发生意。父亲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给人家做过一次口头担保,后来这个人出事了,要赔一大笔钱,父亲一句话不说,认赔。从此我们李家多了一条规矩:不要随便应承人家,但是一旦应承了,就要负责到底,这就是古人讲的“重然诺”。我从父亲那里接过这条家规,从儿子一直传到孙子,还希望一直传下去。

  我第一次到香港是 1948 年,那次是与一个懂广东话的上海朋友一道来的。因为做进口生意,从香港经广州到上海比较方便,可是香港通行的广东话与“阿拉”上海话根本不通,所以带个朋友就当是翻译。第二次到香港是 1949 年 6 月,那次我只身南下香港拓展海外业务,还是做我比较熟悉的电器生意,开了一家“乐声贸易公司”,第一个写字间设在中环德己立街 8 号。真是无巧不成书,18 年后,已经做了宁波旅港同乡会会长的我发动 109 位同乡捐资购买永久会所,买下的就是这个地方,连门牌号都一字不差!只是后来同乡会日益兴旺,会所门面从 8 号改为 8—12 号。当时上海已经解放。我到香港后,正好有一批货物到台北,需要有人去处理,因此我又从香港到台北。但是我把这批货卖掉后,却被一条台湾海峡给隔断了。后来得知,我乘的那班船离开上海之后,上海港就被台湾飞机封锁了。但是爷娘在上海,香港总归是客地,哪有不想回去的道理?再后来,船是通了,但国内情形已经大转变。我本是个规矩生意人,只会做生意,对政治不敏感。不久国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我就暂时不回去了,想看看再说。

  真正居留香港是 1950 年,那时母亲病了,我赶回上海探视。那年我已经 30 岁,和在上海中国银行信托部工作的女友叶耀珍“拍拖”也有 2 年,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于是在上海结了婚,婚后携妻一道回香港定居,从此与祖国内地一别 30 年。我童年的第一个烙印,就是“八一三”后全家逃难到宁波老家。日本侵略者侵华使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也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遭遇了沉重打击。父亲的“东华电料行”本来开在百老汇路,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日本人打进来后,开不下去了,只好收缩到弄堂里。更令我刻骨铭心的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完全打乱了我的求学生涯。在澄衷中学读了 5 年后,我进了光华附中,后来考进东吴大学。但是只读了 2 年后,上海沦陷为一座孤岛。1943 年,我受不了每次经过日本人岗哨都要低头鞠躬的屈辱,找了一个机会,跟着一帮人千辛万苦去了重庆,这才进复旦大学读了两年,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从上海到重庆,一路上损失了多少读书的时光不说,还要遭遇多少担惊受怕。

  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一个叫“界首”的地方,那是当时经过郑州到重庆的必经之路,最前面是伪军,后面是日本军队,必须经过日伪军占领的地区才能到国统区。这天夜里,刚刚住下来,一帮伪军就闯进来查房,看到我们 3 个年轻人,马上把手枪拿出来手指扣着扳机顶住胸膛,说你们一定是投奔自由区去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手枪,黑洞洞的枪口就抵在自己的胸膛上,只要手指一动,子弹就穿进去了,顿时吓得一塌糊涂。幸亏带路人马上赶来,把他们拉到一边,塞了一大把钞票,这才打发走了。事后知道,这不过是一种敲诈。但是这一份惊吓,这一份屈辱,却是终生难忘的。这样的灾难,不正是日本人强加给中国人的吗?是的,凡是经历过那场劫难的人,对日本侵略军的凶残是永远忘不掉的。

  从上海到香港

  上海是我父辈和我生活过的地方,一辈子忘记不了的。做生意讲究一个“诚”字,但也需要运气和胆识。 1955 年,我在九龙区旺角开设门市部经销家用电器,生意蒸蒸日上,在业内声誉鹊起。此时,我的为人和经商之道、经销能力,引起了一个日本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日本著名的夏普商社创办人兼第一任社长早川德次。早川德次比我年长,个头不高,头发花白,慈眉善目,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第一次会面是在日本,早川不会英文,我不懂日语,身边一时又没有翻译,交谈无法进行。但两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契合点:文字。日文的根是中文,片假名中仍然保留了不少中文。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有些冷,我们面对面坐着,脚下烘着宁波人用的铜火囱,桌面上每人一纸一笔,你写一句我写一句,连比画带猜测,靠这样一种“手谈”来交流,居然也能表情达意,谈得火热。早川用手写道:我做生意一定要赚钱,但是我希望你也赚钱。我写:违法的,违心的,有违中国人做人道德的生意我不做!早川写:我们公司有两个最高原则,一个是……,一个是……。我写:你说什么?我不懂日文。早川拿过纸来,提笔又写道:诚信,创新!我看了,正中下怀,连声说好,两只手不由得握到了一起。过了一年,我应早川邀请到日本大阪。一下飞机,就看见早川亲自来接机。社长亲自接机可是一份特殊的礼遇,我被他的诚意感动。

  1957 年,我取得声宝牌电器产品香港地区总代理权,此后,又相继成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声宝牌电器总代理。正是与夏普的合作奠定了家族庞大事业的基础。我之所以能与夏普的合作长达近半个世纪,原因是以“诚信”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我依然不能忘怀当年日本人打中国的惨痛记忆,而且大概这种记忆有时也形诸于外,因为,我了解到夏普的员工在私下里讲:看得出李先生不喜欢我们日本人。当然,我不喜欢的是违背人类道德、而且至今不认罪不认账的另外一种日本人。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在海外开辟第二战场,开始跨界经营,向酒店业进军。1998 年,在新加坡开设首间全新设计的五星级卡尔顿酒店,共有470 间客房。澳大利亚经济不景气时,我看中时机,收购了布里斯班卡尔顿大酒店。酒店由两翼组成,一翼四星级,一翼五星级,共有 438 间客房。四星级墨尔本卡尔顿大酒店坐落于风景优美的 ALBERT公园湖畔,有 372间客房及拥有 2500 座位的大会议厅,还有 600 个车位的停车场。奥克兰卡尔顿大酒店原有 286 间客房,1997 年进行了扩建改造,成为新西兰最大的五星级酒店。当时新西兰政府总理亲自参加了该酒店扩建计划的新闻发布会。拥有 251 间客房的四星级悉尼卡尔顿大酒店于 1996 年 8 月 6 日开业,

  由于当时悉尼将举办 2000 年第 27 届奥运会,带动了当地的酒店业。因为要管理香港声宝业务,我将管理卡尔顿酒店集团业的责任交给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李立峰负责管理新加坡卡尔顿大酒店,二儿子李立莘负责管理澳大利亚、新西兰 4 家卡尔顿大酒店,形成了卡尔顿酒店家族的格局。不到 10 年时间内,卡尔顿酒店集团在世界各地新建、收购了 7 家高水平的酒店。我想拓展卡尔顿酒店王国的雄心并不以这 7 家酒店为满足,在中国内地建卡尔顿酒店是我的心愿。 1994 年,我就想收购宁波华侨饭店,在家乡宁波新建一所五星级的卡尔顿大酒店。我还想在宁波收购一家酒店,把卡尔顿酒店的名字高高地挂在宁波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里,以了却我的心愿。

  诚信,努力,创新,宽厚。这 8 个字就是我一生做人、做事业的准则。但是,社会给我上的第一堂商业课是反面的,可以说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抗战胜利后,那时我刚刚从学堂出来踏进社会学做生意,听说南京汽车便宜,便兴冲冲地跑去买了一辆福特轿车。卖方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合同签了,钱也付了,却不料这部车子是敌伪财产,这是非法买卖,汽车将被吃没。我跑到军部去交涉,谁知这位将军翻脸不认账,还下令逐客,威胁说:“我不希望再见到你!”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我花了一笔冤枉钱,买了一个教训,懂得了世界上除了“诚信”以外,还有一个孪生兄弟叫做“欺诈”。

  我从此为自己立下做生意的几个原则:第一,不做违法的事情。非但不违法,就是“碰法”的事情也绝不去做。第二,我赚钱,人家亏本的生意不做。古人云:“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你赚了钱你当然很开心,可是人家不开心,有什么意思呢?常言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我给自己立下这些规矩,等于给自己设下了许多限制:违法的钱、违心的钱不赚,钱自然就比人家赚得少,商路自然也比别人窄了。福祸相依,正是因为我做生意恪守诚信,倒给我带来了一笔长达半个世纪的“大生意”,这就是和日本夏普的长期合作,促成了家族事业的发达,从一个小有资本的电器商发展成为拥有电器、旅馆业与金融投资的家族集团。

  许多人羡慕我的成功,其实我的成功秘诀很简单,这就是:一要待人以诚,无论是对客户、对同业,都要真心忠诚,以诚立言;二是勤劳,包括勤劳努力,不断吸收新的科技、新的管理方法;三是合理节约,将盈利大部分用于再投资。

  游子不忘母恩

  虽然我在香港安家成业,但我这个游子始终不敢忘母恩,我知道我的根在那儿。事业有成之后,不能忘记回馈社会,回报祖国。一个国家要富强,人才很重要,而人才的培养,教育是根本,教育是千秋万代的大业,振教兴邦,匹夫有责。因此,我选择捐助教育、科技事业,以奉献赤子之情。

  最早是为母校复旦大学捐资。 1988 年,复旦大学在香港举行第一届世界校友大会,当年的会计学系主任、我的恩师张光禹提名我为香港校友会代表参加。这次校友会开得很热闹,美国及欧洲的同学都来了,大家唱复旦大学老校歌,唱会计系的老“系歌”:“巍巍大复旦,赫赫会计系。学术著称海内,声誉当今最……”这首歌还是老主任张光禹亲手写的歌词。我代表香港校友发了言。就在这次会上,我听说复旦大学会计系在 1952 年全国院系合并调整时撤掉了,部分师资已经划归上海财经学院(即为上海财经大学)。我认为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对外蓬勃的经济交往中,金融会计人才不可或缺,就和老师张光禹商量:没有会计系怎么行啊,我们把它恢复好不好?我说:恢复会计系,我捐一幢教学楼!后来,复旦大学校务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报国家教育部批准,恢复了会计系,我按承诺捐款 500 万元,在复旦大学校园内建造高 10 层,面积 7000 平方米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楼——李达三楼。为了吸收国外最新管理概念与会计知识,我每年出资选送复旦大学会计系的讲师、教授赴中国香港、美国深造。

  我的夫人叶耀珍,早年肄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按历史渊源,复旦大学、震旦大学都由近代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创办,夫人向我学,也以个人名义捐款建造复旦大学学生文化活动中心,被命名为“叶耀珍楼”。复旦大学校园内树起了一对“夫妻楼”,名闻遐迩,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是唯一的。为了表彰我对复旦大学教育事业的真诚奉献, 2011 年复旦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

  捐资帮助国内教育事业,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理想。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饮水思源是中国人的美德。我先后捐款 300万元重建上海澄衷中学教学楼,以及捐建故乡——宁波东钱湖镇中心中学“李达三教学楼”。1995 年,我在杭州参加浙江省政协会议期间,向省经济战略和社会发展研究基金会捐款 100 万元港币。2000 年,捐款 200 万元港币给浙江大学,建造“李达三能源科学楼”。还捐款 325 万元人民币,建造宁波大学“李达三外语楼”。2004 年 8 月,我们夫妇回乡参加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和关于发动宁波帮的号召 20 周年活动,我夫人把 350 万元私房钱捐赠给了宁波大学,帮助宁波大学建研究生楼“叶耀珍楼”。这些大概只是几十年来我们夫妇在香港和内地捐赠教育和医疗事业的一部分。最近,我们捐赠了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李达三图书馆”和“叶耀珍图书馆”。2012 年 9月 19 日上午,我们夫妇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500 万元,设立“李达三叶耀珍学生国际交流奖励基金”,用于支持浙江大学学生开展国际交流,拓宽国际视野。

  我今年已经 94 岁。在我年轻的读书时代,适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严重时期,那时台湾已被占领,东三省也被占领,日军进军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中国政府已迁都到四川重庆市。而我家住在上海,那时上海是在不平等条约下,受英法管制之租界,我可安全居住在该租界,苟延残喘。但年轻人心中鉴于国破家亡,殊为痛心,因不愿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继续生存,乃于 1943 年刚巧有机会,追随一个团队离开上海去到重庆,途经日本占领军最前线边区,更经过三不管土匪地区,最后到达中国军队管理区域。沿途经过铁路、公路,步行、穿过山洞,经过荒野山边及小溪,前后经过困难的 45 天路程,途经中国最贫穷地区,在途中亲眼看到大批骨瘦如柴营养不良之大肚子年轻孩子们沿途流浪街上,中国同胞如此贫穷可怜,极为心痛,最后才到达大后方城市重庆。庆幸美国用原子弹让日本帝国主义屈服,使中国可以为战胜国一员,得以继续生存。今后要依赖中国自己力量,振兴中华,培养国力,继续求生存发展。

  基于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深深感觉若要中国民富国强,提高教育水平与发展高科技最为重要。所以在我事业有成,就能力所及,贡献中国教育事业以发展高科技术,受惠的人,将是中国年轻一代,包括我的子孙。希望经过大家的努力、共同奋斗,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进入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行列。依照我的思路,我最近向香港及内地教育结构作了大量的捐款: 2015年 1 月,向香港大学—卡罗琳斯卡学院捐款港币 1 亿元,用于再生医学的发展;2015 年 3 月,向香港城市大学捐款港币 1 亿元,用于动物医学。2015年 5 月,向上海复旦大学管理教育基金捐款人民币 1.1 亿元,2015 年 6 月,向杭州浙江大学再生医学发展基金捐款人民币 1 亿元,2015 年 6 月,向香港中文大学中药研究中心捐款港币 1 亿元,2015 年 6 月,向宁波诺丁汉大学捐款人民币 2000 万元,2015 年 8 月,向宁波万里学校建图书馆捐款人民币 500 万元。1994 年的彗(星)木(星)相碰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各国科学界的高度关注,一个全球性的跟踪近地小行星并防止其撞击地球的防御体系相继建立。当我得知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提出的建造近地天体探测望远镜的计划,是预防近地天体撞击地球的全球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时,我认为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工程,深感此计划对国家科技发展大有裨益,深表赞同,为此,主动捐资 200 万元支持建造望远镜。为表彰我的捐助行为, 1996 年 5 月,上海市政府给我颁发了白玉兰奖; 1996 年 10月 19 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在南京举行“李达三星”命名典礼,以我的名字命名的 3812 号小行星为“李达三星”。从此,我的名字进入了宇宙星空。我自豪,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耀,更是全体中国人的光荣。我很珍惜这份荣誉。

  凝聚同乡情谊

  自从取得了夏普电器在东南亚的代理权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我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而且担任了香港九龙无线电联合会副会长,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社会地位,甚至人脉上,可以说都已经在香港站得住了。当年大批的宁波人经上海或其他地方来到香港,大多数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来的。初来香港的上海宁波人,虽有营商经验但资本有限,再加上初来他乡,人地两疏,要重新开垦创业并非易事,大部分人辛苦创业后小有积蓄。宁波人的一个特点是,事业上稍有成就即欲思乡报国,于是,在一批有心的宁波同乡前辈的支持下,开始集资创办同乡会。我并不是宁波同乡会者的首先发起人,但是总得有个人主持,否则开会也没个召集人。

  记得 1967 年的一天,有人拿了一个签名簿来找我,说:李先生,你签个名。我接过一看,只见上面未着一字,便不假思索地把它翻到中间,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之所以没有把名字签在前头,因为觉得在香港成功的宁波人有的是,自己只不过是普通一员罢了,没有想过自己要当这个头。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幕却出乎我的意料:其后的签名者都把名字签在我的后面,而把前面空出来。这个结局是我没想到的,这样一来我成了让无可让的挑头人。但我还是执意谦让,不肯答应做会长,结果又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同乡会半年没有会长。于是,我勉为其难担任了理事会临时主席。既然做了,就要做好。那时,我就想到了早年在上海澄衷读书时的游戏的“叠罗汉”,我把澄衷的“叠罗汉”游戏亦即“团队精神”应用到了创办宁波旅港同乡会上。同乡会的第一妙招,便是动员会员捐集资金 20 万元,买下中环德己立街 8 号作为永久会所,并租下隔壁楼层创设同乡会餐厅,把它办成了香港最著名的上海宁波餐馆。在这里可以吃到地道的宁波菜,可聊慰宁波同乡的“莼鲈之思”。更让人欣慰的是,餐厅的收入,除了一切开销,尚有一笔稳定的收益,这就解决了同乡会的日常开销。在买会所的资金中,我个人捐献 4 万元。买会所和办餐厅这两件事使宁波同乡会在香港 1000 多社团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这件事也证明了宁波人的团结、精明、远见和能力。

  1967 年 4 月 9 日,宁波旅港同乡会假座香港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宣告正式成立。初期会员虽仅 53 人,但当年在港的宁波籍知名人士,如王统元、王宽诚、包玉刚、包从兴、安子介、邵逸夫、陈廷骅、马临、曹光彪、董浩云、顾宗瑞等都欣然入会,在香港也算得上一桩大事。我从宁波旅港同乡会创会伊始,已担任过 4 任会长,至今仍是“永远名誉会长”。由于香港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创办香港宁波同乡会的宗旨一是联络全世界宁波籍人士之感情与联系;二是支持宁波家乡之发展;三是举办社会福利事业尤其是推动教育事业。尤其是最后两点,说明它已经脱出一般同乡会“守望相助”的俗胎,而站上了“爱国爱乡、回馈社会”的高度。

  宁波人真的是刚有了立足之地“即欲思乡报国”啊!大家都和我一样,游子不忘母恩嘛。会所修竣之日,各位理事们坐在“自家的”会所里开会,好不开心啊。见大家兴致如此高,我说:“大家讨论讨论,你生意好,我生意也好,那么阿拉大家做点啥事体,使得宁波同乡会对社会有贡献。”在我们宁波人的印象里,宁波同乡会以前在上海办了许多学校,我就读的澄衷就是宁波人创办的,这些学校对下一代、对社会都很有益处。我们在外的宁波帮,不论家庭境况如何,多少都读过一些孔夫子的书,不管走到千里万里,也不管自己的事业大小,财富多寡,总是惦记着家乡,想帮助家乡,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有人提议:我们在香港也可以办学校。办学校是好的,不过我当时心里蛮担心,办学校,没有钱啊!但想想这总归是有价值的事情,于是拍板创办“宁波公学”——这便是有了会所后,同乡会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宁波公学从 1968 年 11 月开始筹建, 1971 年 9 月落成开学,其间辛苦操劳自不待言。我和同乡们奔走忙碌,筹钱、选址、跑香港当局。后来,声誉越来越好,学生越来越多,校舍不够使用了,于是同乡会在 1986 年筹建“宁波第二中学”,1987 年顺利开学。同乡会办的这两所学校虽然都冠名“宁波”,但它们却都姓“公”,不是只收宁波子弟,而是完全面向香港社会的。30 多年来,两校已为香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1997 年 6 月底,浙江省省长柴松岳到香港,宴请的时候,柴省长恳切地对我说:“李先生,看来浙江同乡会的事情,还得你勉为其难啊。”既然省长发了话,我便知难而进地与浙江同乡们一道筹办起来。全省的同乡联合会,自然比宁波一地的同乡会要难得多、复杂得多。原先按照有关部门的意思,是成立一个以各地旅港同乡会为团体会员的联合会,但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际情况,认为这是不够的,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想法,

  简单地说,还是充分发挥“叠罗汉”精神,最大可能地调动旅港乡贤的力量,为浙江和香港的建设发展服务。按照我的意见,浙江同乡会的组成,除了全省各地市 15 个同乡会以团体会员身份参加外,还要吸收浙江乡贤中的名门望族代表以个人会员身份参加。这样一来,联合会团结的范围便扩大许多,阵容亦立刻改观。这个建议得到了浙江省领导的赞同。于是,我和浙江省委统战部长,一家一家、一个一个亲自上门去请。

  1998 年 12 月 9 日,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在香港君悦酒店宣告成立,因为有之前创办宁波同乡会的经验,我被公推为创会会长。浙江同乡会以强大的阵容,立即成为香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团体:香港特首董建华为惟一的赞助人,邵逸夫、陈廷骅、曹光彪、查济民、查良镛、胡鸿烈和范徐丽泰为荣誉会长,诸多乡长担任了名誉会长、副会长和理事,同时一些著名的家族也都派出代表参加。

  香港回归之后,我们同乡会积极拥护中国政府提出的港人治港,平稳过渡的方针、政策,积极维护董建华为特首的香港行政当局及特区政府的执政地位,为香港的繁荣,为促进香港和内地的合作与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5 年 7 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香港回归以来第 18 份受勋名单。今年共有 298 位来自香港社会各阶层的人士获得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嘉奖,其中四位荣获“大紫荆勋章”,他们是参钰成先生、郑耀棠先生、何世柱先生和我。“大紫荆勋章”是香港特区政府最高级别荣誉奖励。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事业成功了不忘祖国和家乡,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将来,总归是年轻人的天下,不管是个人的事业也好,国家的发展也好,我们的希望都在年轻一代。一个国家要富强,人才很重要,而人才的培养,教育是根本,教育是千秋万代的大业,振教兴邦,匹夫有责。我能为此作一点小贡献,也算是尽了我的本分和责任。

  (摘自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编《我与上海》一书 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摄影 记者 冯玉坤    编辑:李源    责任编辑: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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